招商局历史博物馆

　　观应幼读诗书，且曾一度参加考试。唯“年十七，小试不售，即奉严命赴沪学贾，从家叔秀山学英语”。秀山乃买办，观应嗣人英商宝顺洋行宝顺洋行倒歇后，郑氏仍留沪经商，历任和生茶栈、和生祥茶栈、公正轮船、荣泰驳船公司等职，皆与洋行业务有关系，至同治十二年

　　郑氏虽久任职洋行，而对国家局势则始终关怀。尤可贵者，郑氏能利用其与外人接触之经验及在上海阅读新刊书报之机会，再益以其本人之观察与运思，而形成一套救时之方案。所著《盛世危言》(可能乃于光绪十九年，即1893年初刊)为晚清变法运动重要书籍之一，久为习中国政治史者所熟知。

　　《盛世危言》虽至光绪中叶始完成，而远在同治年间，郑氏已开始撰著救时之论说。《盛世危言》初刊“自序”(作于1892年)，述及19年前，著者曾有《易言》一书问世：

　　应与中外达人杰士游，三十年于兹矣。每于酒酣耳热之余，侧闻伟论。且阅欧洲名儒各种著述及各日报所论安内攘外之道，怅触于怀，随时笔记，参以管见。历年既久，积若干篇，犹虑择焉不精，语焉未详，待质时贤，以定去取；而朋好见辄持去，猥付报馆，复载《中西闻见录》中。曾以全稿邮寄香港，就正王子潜广文，广文竞为付梓。旋闻日本朝鲜为之重刊。窃惧丑不自匿，僭且招尤，复请沈谷人太史、谢绥之直刺，将原稿三十六篇并二十篇，仍其名曰《易言》，改(原用笔名)杞忧生为慕雍山人，意期再见雍熙之世。迄今十有九年，时势又变。

　　嗣后于光绪二十一年(1895)，郑氏复出版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，其“凡例”云：

　　是书随时增删，就正有道，分赠，以资磨励，本不欲出以问世。溯自同治元年，承江苏善士余莲村先生改正，即付手民，名曰《救时揭要》，先传至日本，即行翻刻。同治十年又将续集分上下本，名曰《易言》，寄请香港印务局王子潜广义参校，不期亦付手民，风行日韩。光绪元年遂请沈谷人太史、谢绥之直刺删定，亦名《易言》，印数百部，分赠诸友。光绪十九年续集，尤多博访通人，同心参订，改名《盛世危言》。

　　笔者于50年代研读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，对于《救时揭要》及《易言》，即极向往。唯遍询台湾及美国各图书馆，皆无所获。1960年友人人江昭氏返日度假，恳其在东京寻觅，而是年秋季，人江氏返美，即以《易言》之缩影胶片见惠，云原书乃东京东洋文库主任市古宙三氏所藏。市古氏慨允复制以公同好，笔者至以为感。

　　按市古氏所藏之《易言》，乃光绪六年(1880)香港中华印务总局所刊。著者笔名杞忧生，全书三十六篇，分上下二卷，连序跋在内都一百十四页。1961年，市古氏在《和田博士古稀纪念束洋史揄蓑》中发表《郑观应之《易言》口口口口》一文，据其研寻，《救时揭要》日本似无存本，而《易言》流传之版本，则有七种之多，计有：

　　(一)《易言》，二卷二册，光绪庚辰(六年，1880)夏中华印务总局刊(市古氏藏)。

　　(四)《管刻易言》，二卷二册，光绪十二年(1886)八月管可寿斋刊印(静嘉堂文库藏)。

　　(五)《管刻洋务抉要易言》，二卷二册，光绪乙未(二十一年，即1895年)六月管可寿斋铅印(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及国立国会图书馆皆藏有)。

　　(六)《盛世危言续编》，三卷三册，光绪乙未夏月上海赐书堂校印(静嘉堂文库藏)。

　　(七)《盛世危言续编》，四卷四册，光绪丙中(二十二年，1896)上海书局石印(佐佐木正哉氏藏)。

　　《易言》留日版本虽有七种之多，而据市古氏之比较，与其本人所藏之1880年香港刊本内容皆相同，仅序文之年月及跋文之有无，后四种与前三种不同而已。所谓《洋务抉要易言》及《盛世危言续编》乃坊问趋时求利之翻印版本而已。市古氏断言此七种版本皆乃根据郑氏于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凡例中所云之1871年之《易言》初本，盖全书都一二十篇，署名杞忧生；而非郑氏所云之1875年二十篇删本，署名慕雍山人者。市古氏并推测《易言》1871年初本，可能乃于1880年初次刊印。

　　笔者近重整旧业，继续研读有关晚清自强变法之史料，因而将所藏市古本《易言》之胶片，重读一遍，对于市古氏《易言》乃1880年初次刊行之论，极为钦佩。唯此书撰写之年代，似仍有可讨论之处。而不论《易言》系年应为1871年或1880年，其反映同光之际之变法思想，价值之高，殆无疑问。市古氏对《易言》版本问题，已提出讨论，对于《易言》及《盛世危言》二书之关系并计划另文探讨。唯《易言》本身之内容，及其所反映之光绪初年之自强变法思想，则似尚无人研究。笔者爰不辞谫陋，而有斯篇之作。

　　市古氏所藏《易言》乃1880年刊印，此点绝无疑问。市古氏认为此本乃根据所谓1871年之《易言》三十六卷初本，而非根据所谓1875年之十二卷删定本；此点亦能成说。唯笔者认为《易言》究竟有无1871年之原本，殊有疑问。且就市古本《易言》之内容而言，其必为1879年(甚至为1880年年初)增删重写之稿本，则绝无疑问。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者应以同治末年光绪初年思想史之材料目之，而不应以同治年间思想史之材料目之。

　　按郑观应于著《易言》前，曾著《救时揭要》一书，其刊行年代最晚应为同治十二年(1873)。市古氏曾发现同治十三年正月出版之《中西闻见录》(丁韪良形．4．P．Martin主编，印于北京)第十九号转载《救时揭要》之论说一篇，题为《拟请设华官于外国保卫商民论》。《中西闻见录》之编者附按语云：

　　《救时揭要》一书于去岁刊自上海待鹤斋，意在杜绝贩卖人口，禁止吸食，而旁及他务，均中当时利弊，且与《中西闻见录》所论者适相符合。兹特节录一条，以广见闻。

　　待鹤斋乃郑观应斋号，此书乃郑氏所著无疑。惟《救世揭要》是否于1873(或1872)年刊本之前，尚有刊本，果如郑氏日后所云“同治元年承江苏善士余莲村先生改定，即付手民”，则尚待考耳。

　　1873年《救时揭要》虽已刊行，而郑氏对当时时局问题继续注意，其所关切之问题，除《中西闻见录》编者所云之贩卖人口、吸食外，益加扩大，而其所主张之方策，亦更具体而有系统。市古本《易言·自序》云：

　　往余于同治庚午辛未(1870-1871年)间，端居多暇，涉猎简编，偶有所见，随笔割记。内之积感于寸心，外之噻怀于大局，目击时艰，无可下手，而一言以蔽之曰：莫如自强为先。自强之道，不外乎此数人端而已。因是宏纲巨目，次第敷陈，自知但举其略，语焉不详。积若干篇，存之箧衍，徒自考镜，未尝敢以论撰自居。而朋好见辄持去，杂付报馆，近又阑入近人所刻《闻见录》中。丑不自匿，尝用蹴然n

　　按此序文之未有“光绪元年暮春之初铁城杞忧生自序于上海待鹤斋”字样。所云有文“阑人近人所刻《闻见录》”可能即指同治十三年正月号《中西闻见录》自《救时揭要》转载之《拟请设华官于外国保卫商民论》。是则郑氏心目中，《救时揭要》与《易言》似二而一，一而二也。然据序中所云之“积若干篇，存之箧衍，徒自考镜”，则郑氏于已刊之《救时揭要》外，必另有存稿。据此序，郑氏于1870-1871年间，似已有另撰《易言》之意，唯当时仍不过“随笔割记”而已，未必有《易言》科本。日后郑氏所云“同治十年(《救时揭要》)之续集分上下本，名日《易言》”，同未言立即刊印也。但《易言》自序之日期为光绪元年(1875)。至迟至是年，《易言》初稿当已有眉目。

　　然《易言·自序》虽作于1875年，而市古本之定稿则必曾经过嗣后三四年间之增删。《易言》三十六篇，可能有若干篇系以《救时揭要》为基础重写，且必有1871年左右之文稿，其显系同治年间所作之文句仍存。例如《论吏治》篇述及粤捻战争，有“军兴以来”字样，不似光绪初年手笔。《论书吏》篇有“比来胡文忠办理鄂省军务，所立厘局悉屏书吏而任官员”句。按胡林翼于同治元年逝世，是篇若作于光绪初年，则似不应有“比来”之词。又如《论商务》篇论星加坡、旧金山闽粤商贾甚多，“倘中朝亦简派领事人员，显示抚循，隐资控制，则华人有恃无恐，筹划愈工”。按中国驻星加坡领事馆，于光绪二年(1876)年奏准筹备，翌年(1877)正式设立；是篇若草于1877年之后，则措辞必不同。惟市古本《易言》虽有若干篇为同治年间作品，而其中之大多数则必于光绪元年-五年(1875-1879年)问增订。下举数例，足以为证：

　　《论船政》篇云：“往年中国特设轮船招商局，夺洋人之所恃，收中国之利权，洵为良策。无如造船各厂，不能造新式之船，价比外洋更贵，所以(招商局在各船厂)租造者，至今尚属寥寥。”按招商局自1873年成立后，数年内皆曾考虑向马尾船政局租购新制之轮船，但因船不合用而仅借用一二艘。郑氏此节割记，当成于光绪元年之后。

　　《论边防》篇云：“日本蕞尔一邦，明时屡受其患。近来崇尚西法，予智自雄，妄思蠢动，迫高丽以建商埠，胁琉球而为附庸；近且夷之为县，改号冲绳，远交近攻，得寸进尺。”按日本改琉球为冲绳县乃光绪五年(1879)春之事。此文定稿，当在1879-1880年间。

　　《论交涉》篇云：“至于军机大臣及南北洋大臣，尤贵洞悉各国情形，思深虑远，非先充出使大臣之任，亦必须久办总理衙门事务者乃能胜任裕如。”《论借款》篇云：“朝廷惟谕饬驻英公使径向劳士斋乃德(Roths—child)，博令(Baring Brothers)等大银行熟商，则行息不过五六厘，可筹巨款。”按中国初次派遣出使英国大臣在1876-1877年间。郑氏《论交涉》、《论借款》两文，似为厥后之作。

　　依上述证据，市古本《易言》虽或有若干篇似为旧稿，而其大部分必经于1879年前后重订。《论边防》、《论交涉》等篇即或于光绪元年已有初稿，亦必经嗣后增补也。

　　郑氏又云，《易言》稿成后曾寄香港王韬，请其阅正。惟郑氏究竟于何年将《易言》稿寄王氏，则有疑问；是否只寄一次，亦难断定。市古本《易言》刊有王韬所作之序文与跋文。王序首句云：

　　《易言》一书乃杞忧生盱衡时事，思挽时局，幽愁积愤之所为作也。凡目有所触，耳有所闻，默识于心而深思其故，一旦恍然有得，因揭其要，以质于世……其曰《易言》者，谦词也。尝从七千里外，邮筒寄示。余读未终卷而窃叹杞忧子为今之有心人也。

　　按序末有“光绪元年花朝日天南遁窟老民王韬拜序”字样。上引之句且隐示《易言》与《救时揭要》之关系，亦似足征王氏对郑氏过去著作，非不熟悉。惟市古本《易言》同时并刊王韬之跋，乃1880年所作，跋末有“光绪六年岁次庚辰中元节日天南遁叟王韬跋”字样。据此跋则王氏于前一年(1879)始得读《易言》，与序中所言矛盾：

　　去年春，余将有柬瀛之游，杞忧生之友忽以书抵余，谓当今有杞忧生者，天下奇士也。胸怀磊落，身历艰辛，上下三千年，纵横九万里，每当酒酣耳热之际，往往举杯问天，拔剑斫地，心有所得，笔之于篇。此《易言》上下二卷固其箧裹秘书，枕中鸿宝也；非先生则不敢就正焉。余乃受而读之。

　　按王韬确于1879年春赴日本。市古本《易言》乃由王氏所主持之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，且由王氏自任校订之责，上下卷末皆有“天南遁叟雠校”字样；而序与跋矛盾，王氏竞任其印行，殊为可异。惟王韬所著《锼园尺牍续钞》刊有王氏致郑陶斋观察信一封，则可证《易言》之定本(即市古本)，王氏于1879年或1880年始读到，兹全录如下：承示大著，经济宏深，识高见卓，洞垣一方。陈同甫无此精详，贾长沙逊兹剀切。设使措而施之于日用，均可坐言起行。十读三复，佩服无量。夫著书在通时适用而已，文词其末也。鞔近文人动矜奥博，而宣尼辞达之旨亡，著书之本意亦晦。《易言》一书遣词命句，纯祖陆宣公奏议。欧、宋修《(新)唐书》，不尚骈俪，而独收宣公所作，则亦未足为病也。

　　拙撰《火器略说》，近以活字板印行，乃二十年前旧作也。迩来日俄有事，购置火器，络绎于道。窃以为行阵之间，非徒恃器，而专在乎用器之人。施放之秘，测量之要，弹丸火药轻重之数不可不讲。否则差以毫厘，谬以千里，故出此书以问世，借投时好。是书说简而明，法详而备。营中员弁诚能手持一篇，奉为圭臬，庶几有准有则无所偏倚。习之于平日，自能用之于临时，安见不能出奇制胜，以收效于疆场也哉?

　　沪上风景近日如何?当益增热闹。惜弟不能假翼凌凤，挥鞭缩地，与君一醉于红蕤小阁中也。拈毫一笑，聊寄相思。

　　按此信所云之《火器略说》乃王韬于同治初年所撰，唯至光绪六、七年间(1880-1881年)始在香港以活字版印行。书末有1880年及1881年王氏自跋两篇。1880年跋作于该春2月，中云：“此书甫成，余即缮写真本，上呈丰顺丁大中丞(日昌)……今春搜诸敝箧，忽得初次草稿，乃厘订增损，付之手民。因叹书之显晦存亡，亦有数然。”《火器略说》若于1880年付印，则王氏致郑氏信当属是年。信中所云：“迩来日俄有事，购置火器，络绎于道”，乃指1879年日本并琉球为冲绳县及同年秋崇厚与俄订立等于割让伊犁之条约，引起清廷对俄之备战行动。是则此信之作，必在1879-1880年间也。

　　依上述证据，市古本《易言》王韬迟至1879-1880年间始读到，殆无疑问。惟《易言》1875年郑氏作自序时之初稿全稿，是否曾寄王氏阅读，由其草序后寄还郑氏，则依王氏此信，吾人仍不能言其必无其事。至于《易言》除由王韬在香港刊印之三十六篇市古本外，是否另有二十篇之删订本，则近年已证实确有之，即上海淞隐阁排印之《易言》二十篇，已由夏东元先生重印于《郑观应集》。夏先生断之为1882年前后刊印之书。(请阅本文“结语”。)

　　据上述讨论，市古本《易言》乃1879年左右经郑氏增删后之定本。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者似应以光绪初年之史料目之也。按《易言》书名取“言之非艰，行之惟艰”之意，而其中心思想为自强与变法。郑氏自序述《易言》撰写之缘起云：“内之积感于寸心，外之瞪怀于大局，目击时艰，无可下手，而一言以蔽之日：莫如自强为先。”而全书之首篇则力言中国有求变通之必要。郑氏认为无论就“天道、世运、人事”而言，中国已处于“不能不变，不得不变”之境。

　　夫天道数百年小变，数千年大变。考诸上古，历数千年以降，积群圣人之经营缔造而文明以启，封建以成。自唐虞迄夏商周阅二千年，莫之或易。洎秦始皇并六国，废诸侯，改井田，不因先王之法，遂一变而为郡县之天下矣。秦以后虽盛衰屡变，分合不常，然所谓外患者不过匈奴契丹，西北之塞外耳。至于今则欧洲各国兵日强，技日巧，鲸吞蚕食，虎踞狼贪。环地球九万里之中无不周游贩运，中国亦广开海禁，与之立约通商，又一变而为华夷联属之天下矣。是知物极则变，变久则通，虽以圣继圣而兴，亦有不能不变，不得不变者，实天道、世运、人事有以限之也。况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倾，富强相尚。我中国与之并立，不得不亟思控制，因变达权。

　　按光绪初年讨论变法之重要人物，除在华外人不计外，尚有王韬、薛福成两人，而郭嵩焘氏于1877年出使英伦后，其致朋僚书信中亦有关于变法之新意见。惟郑氏以其为买办商人之经验，及其久住上海之见闻与阅读之机会，对于所谓“华洋联属之天下”有其独特之见解，而其所提出之救时方策，着重点亦与王、薛、郭诸氏非尽相同。本文之目的在于介绍《易言》之内容，故请先就郑氏此书所提出之方策，加以分析。读者同不妨就下列诸论点，与王、薛、郭三氏之思想互相比较也。

　　吾人于未讨论郑氏之自强变法思想前，须先对《易言》一书所表达之关于西洋及华洋关系之概念，作一检讨。郑氏虽能操英语，似仍未能大量阅读英文书籍。惟其久居上海，“日与异国人相接”，对于西洋之工商业、律法，以及教育制度、行政制度，皆有具体之认识。且其态度开明，当时在华外人编撰之报纸杂志，如《北华捷报》(North—C hina Herald)之中文版《新报》(1862年创刊)，林乐知(Young J．Allen}创办之《教会新报》(1868年创刊，1874年扩大为《万国公报》)，丁韪良主撰之《中西闻见录》(1872-1875年间出版)及1872年创刊之《申报》，郑氏必曾浏览。《易言·自序》云：

　　泰西人久居中国，亦时时申其论说，作局外之旁观，因下筹而借箸。盖所谓事杂言庞，莫甚于兹矣。夫寰海既同，重译四至，缔构交错，日引月长，欲事无杂，不可得也。异族狎居，尊闻狃习，彼责此固，我笑子胶，欲言无庞，不可得也。虽然，必有一是焉。江海不以大受而拒细流，泰华不以穷高而辞块壤。今使天下之大，凡有心口，各竭其知，各腾其说，以待辅轩之采，刍荛之询，不必谓言出于谁某，而但问合于时宜与否，应亦盛世所弗禁，大雅所不斥也。

　　按郑氏虽对西人各种言论皆愿意考虑，而其对于西洋之兴趣，则集中于各国所以致富强之原由。郑氏深知西洋各国对外发展之倾向，及其与中国利害冲突之处；惟对西洋文化则具同情之了解，除军事技术与工业技术之外，对于西洋各国商人企业之贡献，学术教育之造诣，以及法律政治制度之成就，皆一一论及。《易言》首篇首段云：

　　泰西有君主之国，有民主之国，有君民共主之国，虽风俗各有不同，而义理未能或异。其初开国，立规模，制礼律，何尝无非常之士集思广益，以期长治而久安?然考其时数，审其盛衰，知强富有由，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

　　昔英境分为七国，各有酋长，皆蠢尔野蛮，甚至杀人以祭，剖心以1、，暴戾恣睢，无复人理。迨罗马统辖英地，政教渐开。未几北狄作乱，祸被全欧，势成割据。其后英法斗战，延及百年，用是苦心焦思，始制巨舰大炮，狎风涛之险，备战守之方。西班牙检出西半球，悟地体圜转之理，遂开海道以连于亚洲之东南洋。及华盛顿崛起自立，合众部以挫强英，于是英人乃东并五印度，直逼东洋诸国。每经一战，局势诡变，人材挺生，各国皆发奋有为，讲武通商，力求强富。既而拿破仑第一兴于法国，用兵精锐，穷全欧之智力以相竞，卒莫敢撄其锋焉。

　　近百年来，轮船驶于重洋，火车驰于陆路，而电线遥接于数万里外，顷刻通音。以至耕织开矿及制造枪炮等事，悉假机器为用；疑有鬼神之助，以泄进化之奇。此彼所恃以雄峙海外，虎视宇内者也。然皆积百年研究之功，始得一旦贯通其学。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非偶然矣。

　　按郑氏于咸丰晚年同治初年，值英法联军及嗣后清廷借西兵助剿太平军之际，住居上海，对于西洋武力及军器之威胁，感受甚深。且因供职洋行，日与外商接触，对于工商业及私营企业制度之为西洋富强之基础，尤为明悉。惟郑氏除其一己经验之外，尤能进一步论及西洋富强之学术基础及政治基础；举凡欧美各国之学校制度、议会制度，以及有关人道及人民福利之种种设施，皆注意及之。《易言》一书所提供之中国自强变法方案，同基于当时国际环境及中国内部情形之需要，而同时亦以郑氏对西洋之新认识为根据也。

　　郑氏对西洋文化虽有相当同情之了解，惟对欧洲各国之对华政策，则存警惧之心；对于中外条约之种种不公平之规定，尤感愤懑。郑氏之变法思想虽一部分乃针对中国内政之弊端，与外来之侵略无关；然外来势力之曾予郑氏以莫大之刺激，则绝无疑问。

　　按郑氏虽认为西洋文化有其优长之处，然同时并认为西洋各国“智勇相倾，富强相尚”之结果，益以通商牟利之需要，则必为向外发展，占人土地。《论边防》篇分析1879年左右中国之国际环境如下：

　　盖欧洲各国，外托辑和，内存觊觎，互相联络，恃其富强。其显而易见者，如越南则为法人所逼。既设埠于西贡，复屯兵于东京；割其三省之赋以充岁币，更立六条之约，借充保护，俨若庇诸宇下，无殊并入域中。而暹罗之奔觉，缅甸之郎昆，早为英人设埠通商，且欲议建铁路，达于滇粤边境，以便陆路通行，尤为深谋莫测。日本蕞尔一邦，明时屡受其患，近来崇尚西法，予智自雄，妄思蠢动。迫高丽以建商埠，胁琉球而为附庸，近且夷之为县，改号冲绳，远交近攻，得寸进尺。若中国返其积弱，将中立以伺西人之短长；倘中国不能自强，将效尤而分西人之利薮；眈眈虎视，不可不防。俄国地广兵强，志在兼并，方诸列国，无异赢秦。观其用兵于回部以西，恣其蚕食；通市于回部以北，潜欲鲸吞；复乘发逆披猖，遂与喀什噶尔酋长霍璧立约通好，俾彼恃有外援，甘心叛逆，抗拒天朝。由是据伊犁，并霍罕，心怀叵测，更宜思患预防，善为之备。彼英人知其意之所图，故于印度之北阿富汗边境，筹议划疆，盖亦先事而预为之计也。俄人又欲由惠远城设立电报，越蒙古诸边直达京都。由此观之，举凡藩属要荒，半为外邦侵占，借此窥伺中原，积久生变，遂可长驱直入矣。

　　夫中国自开海禁，藩篱尽撤，尤属古今之变局，宇宙之危机也。滨海之省，广东则香港一岛已属英吉利，澳门一岛亦属葡萄牙南北各口，综计(十)三埠，彼此通商，而洋人之心犹以为未足也。间尝盱衡时势，各邦俱存封豕长蛇之志，而中国尚乏折冲御侮之谋。所冀当道诸公，励精图治；凡有利于军务国政者，一洗因循观望之习，而立长驾远驭之方，毋使环而相伺者之得狡然以逞也。

　　郑氏不但认为西洋各国对华“外托辑和，内存觊觎华之通商传教活动，颇多愤懑之处。《论交涉》篇云：中国自与外洋立约通商以来，滨海之区，悉开口岸；上自官士，下自兵役匠工，纷至沓来，履迹几遍。而传教则许入内地，二传教则许入内地，游览则给予护符；无论微员商贾，与有司接见，悉礼若嘉宾，无或简慢。窃谓中国之待洋人已如是其忠且敬矣。虽有时变生意外，衅起无端，半由于教堂恃势欺人，小民积愤既深，群思报复。然一经禀诉，查办维严，则中国之于洋人诚无所负也。若洋人能返己自思，谦以持躬恕以接物，中外一体，开诚布公，不存欺藐之心，悉泯彼此之见，我华人有不休戚相关，忧患与共哉?

　　按郑氏久居上海租界，深悉当时中外通商条约，予洋人利便之处甚多。洋商良莠不齐，常有利用领事裁判权欺凌华人之事；而协定关税之税则，与西洋各国本国施行之税则绝不相同。诸此郑氏曾于《论交涉》、《论税务》中详述，兹举例如次：

　　如轮船于河道港口，驶行无忌，恒与华船相撞。小则船具毁坏，大则人货俱沉。被控到官，仍复强词申辨，或咎华人不知趋避，或诬华船桅灯不明，改重从轻，苟且结案，而华人之身家性命，尽付东流，负屈含冤无可控诉。又如往来孔道，马车驰骤，行人偶不及防，无论蹂践死伤，竞策马扬鞭，不顾而去。倘旁人阻止，与之理论，反谓车来当让，大肆咆哮；即使扭赴公堂，亦仅以薄罚完结。又如洋行所雇华人，每月工金多寡，固有定约，给发亦有常期，而往往借衅生端，多方扣减；少不称意，即行殴逐。甚至持枪恐吓，偶一失检，酿成命案；及事经官府，又复委曲调停，仅援误伤之条，予以薄罚。而尤为惨酷者，则莫如粤省奸匪与洋人串通，散布四方，拐诱乡愚贩卖外洋，永为奴仆。闻古巴、秘鲁、亚湾拿等处岁中可陷华人以千万计，其残忍刻薄，既大伤天地之和，其暗骗明欺，复显背中西之约。惜路隔重洋，无人查办，莫为发其覆而斥其奸耳。至于贸易一途，华人欠洋人之帐，则必须控官追索，家产封填，甚且扰及乡邻，押其同族。而洋人若有折阅，虽饶私蓄，亦不过循卖摊派而已。且外国于中国进口之货，税从其重；欲其轻。又华人到其国贸易，须照例纳款，按名报洋人在中国经商，并无此费。试将中外接待情形，例报穷，将家具拍而洋货之进口，税缴，岁有常规；而两相比较，直有云泥之隔，岂徒厚薄之分?是洋人先自薄待乎华人，又何怪华人之歧视乎洋人也。

　　通商条约之下，洋商借势凌人之事如此。而教士虽慈善为怀，其行动亦有失检之处。郑氏对教士中之介绍西方知识，办理慈善事业者，颇为钦慕；对于西洋各教派之源流，亦能辨识。然郑氏认为数士中必有为各国之政治工具者。《论传教》篇云：

　　窃谓外国传教之士，实中国召衅之由也。洋人之到中华，不远数万里，统计十余国，不外通商传教两端。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，并侵中国之地。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，欲服华人之心。阳托修和，阴存觊觎，互相联络，恃其富强，致华人谋生之计日穷，而教民交涉之案迭起。其中煽害，倍甚通商。

　　郑氏对教士人内地后不愿受地方官约束，以及中国人人教者之倚赖教士势力作奸犯科，尤为愤懑：

　　今中国既许洋人传教，不得不按照条约为之保护；而各教士所到之处理应归地方官约束，不干预公事，任意妄为。无如中国莠民，每倚进教为护符，作奸犯科，无所不至。或乡愚被其讹诈，或孤弱受其欺凌；或强占，或横侵人产；或租项应交业主，延不清偿；或钱粮应缴公庭，抗不完纳，或因公事而借端推诿，或因小愤而殴毙平民，种种妄为，几难尽述。传教者又往往不知底细，受其瞒耸，反以先入之言，为之私心袒护，出面扛帮；常有被控在官，匿不到案，甚至犯法既经议罪，竞公然纵之出洋，致令无处缉凶，案悬莫结。而地方官凡遇教民交涉之案，恐启衅端，先存戒慎，又不知外国律例，办理茫然，迁就定谳。是以平民受屈，伸理无从，积怨日深，群思报复。以致拆教堂，辱教士，及民教互斗之案，层见叠出。虽迭经大臣查办，或以相距太远，未悉隐情，或以律例不同，各执一是，讯断殊形周折，定案每致稽延。彼遂恃强，多方要挟。有司既已革职，复请添开口岸，首犯既已抵罪，恣情另议赔偿。蔑理背情，殊乖和约。

　　基于上述事实，郑氏乃认为当时中国实遭遇三千余年以来所未有之危机。郑氏之言日：“今泰西数十邦叩关互市，与我中国立约通商，人居内地，此乃中国一大变局，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。”又日：“方今中外通商，华夷错处，小则教堂滋事，各省纠缠缠，大则兵舶，多方恫喝；诚历代未经之变局，亦智人难测之危机。”然则国人应如何求一有效之对策乎?《易言》全书主要内容着重自强与变法，惟郑氏同时亦主张求外交上之对策，以应付急变，并求中外条约之逐渐修正。郑氏认为中国首应放弃传统“定于一尊”之世界观，积极参加国际社会。但郑氏亦深知外交策略之有日而穷，中国惟有力图自强，始能御侮。

　　郑氏认为无论就事理或就当时局势而言，传统“定于一尊”之观念，皆非放弃不可。而所谓夷夏之分，与事实不符，亦应修正：“夫地球圆体，既无东西，何有中边?同居覆载之中，何必强分夷夏?”《论公法》篇云：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，余概目为夷狄，向来划疆自守，不事远图。通商以来，各国恃其强富，声势相联，外托修和，内存觊觎，故未列中国于公法，以示外之之意。而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[而]列入公法，以示定于一尊。正所谓孤立无援，独受其害，不可不幡然变计者也。

　　且中国舆图未富。古之时，如两广、两湖、吴越，皆属蛮夷；匈奴、乌桓、西羌，半为戎狄。至汉始南达交趾，东径乐浪，编为郡县。历元明以至本朝，匈奴、西羌等地，悉隶版图，而朝鲜、安南，又为藩服；幅员之广，亘古为昭。而地球九万里半属外夷，非谓中国正统一方，遂不必考其政事之得失，强弱之何如，自足以驾驭边陲，使四夷宾服也。即使怀柔有术，亦当如《春秋》书法，不以国小异其辞。

　　夫地球圆体，既无东西，何有中边?同居覆载之中，何必强分夷夏?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，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，而我中国之法，亦可行于万国。所谓彼教之来，即引我教之往；风气一开，沛然莫御，庶几圣人之道，施及蛮貊，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，文教之敷于是乎远矣。

　　按郑氏虽认为西洋各国讲武通商，禀性侵略，而同时亦指出各国皆承认国际公法为其行动之规范。“各国之借以互相维系，安于辑睦者，惟奉《万国公法》一书耳。其所谓公者，非一国所得而私；法者，各国胥受其范。然明许、默许、性法、例法，以理义为准绳，以战利为纲领，皆不越天理人情之外。故公法一出，各国皆不敢肆行，实与世道民生，大有裨益。然必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，而后公法可行焉。”郑氏爰建议遣使西洋各国，与之“立约要盟”，并改订有关之法律，俾与公法大略不悖，以减少各国侵凌之借口：

　　为今计中国宜遣使会同各国使臣，将中国律例合万国公法别类分门，同者固彼此通行，不必过为之虑；异者亦各行其是，无庸刻以相绳。其介在同异之间者，则互相酌量，折衷一是。参订既妥，勒为成书，遣使往来，迭通聘问，大会诸国，立约要盟，无诈无虞，永相恪守，敢有背公法而以强凌弱借端开衅者，各国会同得声其罪而共讨之。

　　中国倘放弃其传统之天朝观念而承认国际公法，是否即能恃以保障疆土，维护利权?郑氏虽认为中国应避免国际上之孤立，而对传统之“以夷制夷”政策，则认为其未必可靠。依郑氏之分析，西洋诸国中，唯美国与中国素无嫌猜，可能相助，而其他各国则对中国皆有野心。《论边防》篇云：

　　查立约诸国，最强者莫如英，而美法与俄皆堪颉颃。然英人险诈，法人鸷猛，势力相敌，迹其离合，实系安危。俄则地据形胜，兵严纪律，惟以开疆拓土为心，向为诸国所忌，而尤为中华之所患，宜外与联和，内严防守，不可或忽也。美国秉信守礼，风俗庞厚，与中国素无猜嫌，当相与推诚布公，力敦和好。有事则稍资臂助，无事亦遥借声援。若日本则器小易盈，夜郎自大，中国仍当严备；设重兵于沿海，以杜其机心，驻钦使于藩邦，以通其声气。如有蔑法背约等事，则遣使折之以理，使其有所慑伏，不敢肆行。守在四夷，道不外于此矣。或谓俄罗斯毗连之国，欧洲如英普，亚洲如日本波斯，犬牙相错，中国宜遣使通好，寄以腹心，有事则协力以拒之，计亦良得所虑者，各国藐视天朝，难资得力耳。

　　按《边防篇》论保卫中国疆土之法，最主要者有三端。一为“广造水雷，多制铁舰，训练水师，以资战守”。足见郑氏虽重视外交，而尤重视军事。其他二端虽为外交对策，亦皆积极之策略。一为“划清疆界，载诸和约，以免侵占”。换言之，即采取外交先著，将疆界划分清楚，见诸约章，以杜各国野心：

　　我朝藩属多荒邈之区，既已立约通商，开设口岸，惟宜往来贸易，彼此相安，岂容包藏祸心，得陇望蜀?今中华疆域，洋人履迹殆遍，教堂滋事之案，指不胜屈。或以相距太远，未悉隐情，或以不谙西文，未能审办，彼遂恃强蔑理，逐渐要求。今宜申划郊圻，将中国疆界绘图注说，载存和约，与各国申明条例，无论内外，不得侵占倘渝此约，各国得申其罪而致讨之。中国复奋发自强，则苞桑永固矣。

　　其次则应“遣使属国，代为整顿，以资镇抚”。换言之，郑氏建议清廷改变传统不干涉藩邦内政外交之政策，俾能有助其富强御侮，借收控制之效：

　　高丽、越南等国，向来恭顺，借作屏藩。宜慎简大臣前往，审其利弊，察其形势，如通商开矿等事，可资富强者，令其国次第举行。倘或巨款难筹，则中国先为措拨，按年清偿。若各国已建有埠头，则为派领事，练水师，俾资保护，万一有警，可收指臂之助，而为唇齿之依。惟是开办之初，经营匪易。然得一二明敏之员，任其艰难，致其诚款，语以长治久安之策，示以一劳永逸之谋，各国自必乐从，不数年而效可睹矣。

　　郑氏论外交政策，于巩同疆界及避免孤立二事之外，并主张利用公法及西洋法律，采取行动，俾得随时解决中外关系所引起之纠纷，避免不必要之冲突。郑氏反对软弱之“羁縻”政策，但同时亦反对盲目之“攘夷政策。《论交涉》篇云：

　　中国好言势者，专事羁縻，而于国计民生未暇兼顾，虽不至于开衅，然习于疲茶，不知振作，如患瘵疾，妄用补剂，而此身渐弱矣。好言理者，激于忠义，专主攘夷，而于彼此情形，未能统筹，措置失宜，每至决裂，如患疡毒，常施攻伐，而元气日衰矣。方今办理洋务，虽不越理势二端，然当权其轻重，度其缓急，如势足固不能以违理，势不及尤当折之以理。彼有所请，可许者则应之，勿事因循。不可许者则拒之，更宜直捷。倘依违莫决，聚讼纷纭，致洋人引为口实，多方恫喝，反覆要求，而结案或议罚赔，或开商埠，使后之办理者其所适从，更形棘手。所贵权宜应变，酌中用和，立一公允通行之法，庶中外遵守，永远相安。

　　按郑氏认为中外纠纷所以不易解决，症结在于西洋人所享之法权。《论交涉》篇云：

　　夫河港中禁轮船飞驶，街道中禁马车驰骤，无事则禁携军器，用人则禁扣工资，而贩人出洋，尤干例禁，泰西各有律法，按籍可稽。倘华人理直气壮，援万国公法反覆辨争，坚持不挠，彼虽狡狯，亦当无可措词。惟查中西立约之时，以中国法重，西国法轻，判然各异故议交涉之案，如华人犯罪，归华官以华法治之；洋人犯罪，归洋官以洋法治之。顾有时华洋同犯命案，华人则必议抵偿，并施抚恤，无能免者至洋人则从无论抵，仅议罚锾。若过持公论，争执条约而洋官反暗中回护，纵遣回国，究诘无从，非特轻法未加，抑且无法以治，此尤事之不平者。

　　郑氏于光绪初年草《易言》时，尚未要求立即废除领事裁判权，盖郑氏深知中国法律之弊病，认为立即取消治外法权，洋人必不情愿，各国政府亦必不允。在此种情形下，最好之办法应为由清政府聘请谙悉中西法律之通达之士，制定新法律，以处置涉及华洋关系之案件，“权宜应变，酌中用和，立一公允通行之法，庶中外遵守，永远相安”。《论交涉》篇爰提议：

　　查西国构讼，两造俱延状师赴质，审或不公，状师可辨其是非，驳其枉直；必须水落石出，疑窦毫无，问官始克定谳。窃谓中国此时亦须参仿办理。倘有通西律，娴清例，其人品学问素为中西所佩服者，大吏得保奏于朝，给以崇衔，优其俸禄，派往总理衙门及南北洋大臣处差遣。其律法参用中西，与洋官互商，务臻妥善。如犹以为不合，即专用洋法以治之。以洋法治洋人，使之无可规避；以洋法治华人，罪亦同就于轻，庶几一律持平，无分畛域。遇有交涉事务，秉公审断，按律施行。每年终将各案如何起衅，如何讯问定谳，删繁就简，勒为成书，以备各国公览，兼资华人考证。则是非枉直，开卷了然；诡诈欺凌，奸谋莫逞。既不失讲信修睦之谊，亦可见准情酌理之施。海隅苍生，并蒙其福。

　　依兹所论，郑氏虽未呼吁立即废除治外法权。然其所建议之由华官采洋律审理涉外案件，目的乃在于废除治外法权。而郑氏所主张之“以洋法治洋人，使之无可规避；以洋法治华人，罪亦同就于轻”，同中国法律改革之先声也。

　　郑氏所建议之积极外交政策，除上述各点外，并着重派遣使领人员常驻外国。《论出使》篇云：

　　查泰西之例，凡各国通商所在，必有公使以总其大纲，有领事以治其繁剧。又虑其戚权之不振，势力之少衰，而商贾保护或有未周也。于是简其水师，盛其兵舶，往来游历，以资镇抚，而备缓急。遇有事端，则悉心办理；或有未协，转请各国官商妥为裁夺。此其大致也。

　　按《论出使》似以同治年间旧作为底稿，而修改于1876年烟台协定之前；当时清廷尚未派公使常驻外国。郑氏之言日：“中国既与欧洲各国立约通商，必须互通情款。然无使臣以修其和好，联其声气，则彼此扦格，遇有交涉事件动多窒碍。是虽立有和约，而和约不足恃也。虽知有公法，而公法且显违也。是则使臣之责任不綦重哉?”然郑氏除希望使臣能折冲樽俎，挽回利权之外，并希望朝廷能派遣地位较高，“胆识兼优”之官吏出洋，使之能多了解西国政教风土，可对中国将来之国策有所补助。郑氏日：

　　春秋时，贤士大夫必周知列邦政教之隆替，民情之向背，俗尚之好恶，国势之盛衰；必也全势在胸，然后能体国交邻，事大字小。今泰西数十邦叩关互市，与我中国立约通商，入居内地。此乃中国一大变局，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。而词臣每鄙洋务为不屑谈。窃谓嗣后各国使臣宜兼二三品京卿，其胆识兼优者，方膺简命，驻割外洋。庶几于各国政教之殊，得而察之；洋人制造之巧，得而知之。即其风土之诡异，人情之醇诈，与夫物产之蕃滋，皆得详访而备记之。外洋情形了如指掌，是一举而数善备焉。

　　然此外尚有一必须派遣公使领事之急迫原因，即国家对于住居外洋之人民应加保护。郑氏对出洋谋生之商民，极为关心：

　　迩来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佣工者，不可胜计。洋人每以为主客不敌，肆其欺凌，无由伸理。似宜照泰西之例，凡有华民寄居之地，亦设公使领事。遇有欺凌等事，照会其地有司，悉遵公法，以审是非，援和约以判曲直。倘华人有滋事不法者，亦循法惩办。庶贸易者既安其生理，佣工者复免其摧残，显以尽保卫商民之道，而默以寓守在四夷之规。即各邦亦得以坦怀相与矣。

　　然中国即设公使领事于华民所居之各邦，是否即能保证其必不受人欺凌摧残?是则须视中国之国力何如，自强是否有效。郑氏受西洋在华炮舰政策之刺激，建议由政府鼓励华侨设立团练，以求自卫，并派遣中国兵船出洋巡游，以为其声援：

　　星加波、槟榔屿、新旧金山等处华人多则数十万，少亦不下数万，皆造有会馆，立有董事。尤应分设领事，以抚循之；结纳董事人材，令其团练壮丁，协同操演。择其尤者，咨请总理衙门给以顶戴，奖以银牌；鼓励优则思奋发矣。

　　若外洋各华商欲请中国兵船巡游各埠，以为联络而助声威者，其兵船经费印由华商公派。庶华商得兵器之卫护，兵船赖华商之捐资，由此行之，则中外两有裨益矣。惟是，愚所虑者，住居外洋之华民先有轻视中国之心，而反求庇于洋人。会馆董事每自结党羽，争夸雄长，不愿受华官之约束以致侵夺其权；故华官之前往者，辄多掣肘；此盖逆料我国家战舰不能远行，兵威不能远布，故有此欺藐也。诚能一旦振作有为，又何虞哉?

　　郑氏虽希望清廷采取积极外交政策，以解决华洋纠纷，挽回国权，惟深信外交策略有El而穷，欲求其有效，必须中国先能刻刻自强。《论公法》篇云：

　　况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倾，富强相尚。我中国与之并立，不得不亟思控制，因变达权。故公法约章宜修也，不修则彼合而我孤。兵制阵法宜练也，不练则彼强而我弱。枪炮器械宜精也，不精则彼利而我钝。轮船火车电报宜兴也，不兴则彼速而我迟。天球、地舆、格致、测算等学宜通也，不通则彼巧而我拙。矿务、通商、耕织诸事宜举也，不举则彼富而我贫。噫!世变无常，富强有道。惟准今酌古，勿狃于陈言，因时制宜，勿拘于成例。力行既久，成效自征。

　　郑氏之自强方案，表面上似仅注重西洋器械与技术之输入。然郑氏虽认为有接受西洋器械与技术之必要，而细考其论说，则实着重参考西洋制度，改变中国传统制度。兹请先论郑氏关于国防及军制之意见。

　　郑氏既认为欧洲各国及亚洲之El本随时有觊觎中国之意，于中国御侮之道，乃深切注意，而对于海防问题，尤忧心焉。《论水师》篇云：从前发捻披猖，迭经统兵大员倍加整顿；陆军则精练湘淮，水勇则兼资闽粤，用兵二十稔，大难卒平，非不立有良规，收其成效。无如后先异致，今昔不同，外患日深，强邻；若复胶于旧制，罔变新章，恐以之制陆地则有余，以之御海防则不足也。何则?方今口岸通商，防闲尽溃。凡所谓天生险阻，足以固吾圉而控远人者，皆有洋船驻泊，出没无常；而关河之要害，海道之情形，较之内地兵民，尤为熟悉；直不啻寝我卧榻，据我户庭，在中国几无可守之区，更无借守之具矣。

　　海防之问题既如此严重，中国自不能不借西法以求抵御。郑氏云：“彼(疑当作犹)乎恶虎豹而服其皮，取其温暖也。斥夷狄而师其法，取其利用也。”郑氏认为欲整顿海防，必须采取下述步骤：(一)仿筑西式炮台。“查西国炮台之式，下广上锐，或作尖锥三角形。台上四面安炮，迤逦起伏，首尾相顾；台下环之以池；其制与中国炮台迥异……窃谓嗣后沿海要隘，筑台必照西式之坚，制炮必如西法之精；守台必求其人，演炮必求其准，使与外洋之水师轮船表里相资，奇正互用。”(二)购置海军船舰，及水雷等具。“查前代但言海防，在今El当言海战。考攻敌之具有四，日铁冲船，日铁甲船，日转轮炮船，日蚊子船。守险之具亦有四，日炮台，日水雷，日水中冲拒，日浮铁炮台。铁冲船宜于水战，转轮炮船宜于肆击，铁甲船蚊子船宜于攻坚……而守险之具又须视口岸之所宜。无水雷则炮台不能守，无冲拒则水雷无所依；举凡难设炮台之区，又须恃浮铁炮台，即以铁甲战舰环峙海中。以资捍蔽，上置转轮巨炮，随岸上下循环策应，相需为用，乃能相济以成。”

　　郑氏认为中国海岸应设海防四重镇：“直奉东三口为一镇，江浙长江为一镇，福建台湾为一镇，粤省自为一镇。”“编分四镇各设水师，处常则声势相联，缉私捕盗；遇变则指臂相助，扼险环攻。”四镇之中，直奉东三口尤其重要。“夫津门为京畿屏蔽，而要口则在奉东。咸丰十年英法犯津，其兵船辎重皆分驻于威海崆峒各岛。今津门虽屯劲旅，而奉东二口并无牵缀之兵，是北洋之防未同也……为今计宜合直奉东三省之力，以铁甲船四艘为帅，以蚊子船四艘、轮船十艇为辅，与炮台相表里。立营于威海卫之中，使敌先不敢屯兵于登郡各岛；而我则北连津郡，东接牛庄，水程易通，首尾相应。彼不能赴此而北，又不便舍此而东。就令一朝变起，水陆夹攻，先以陆兵挫其前锋，后以舟师捣其归路；即幸而胜我，彼亦不敢久留，败则只轮片帆不返。则北洋之防同矣。”

　　惟郑氏虽重视战具与技术，而对为中国海军基础之制度与人才，则尤其注意。郑氏之言日：“盖洋人之所以雄峙海外，虎视宇内者，非徒恃其船炮之坚利，将领之精锐，而后能军也。盖先由养兵饷足，志专一而心不纷，而后能令出惟行，令行而后能少以制众也。”而大海“浩无津涯，非练习多年不能测浅深而定方向，即如江面得力之将弁，用之海上，亦恐迁地弗良。”清廷如欲办理海军，必须先特派统理海防水师大臣，由其指挥各省水师提督。更“考取水师中善于管驾，精于武备者，分为统帅”，而同时慎选有航海经验之闽广宁波沿海之人，依照西法，加以训练：

　　我皇上鉴前毖后，思患预防，遏已著之兵端，消未形之边祸，惟有设立四镇，特考取水师中善于管驾，精于武备者，分为统帅，督练水师；加其廉俸，重其委任。而各省之水师提督，可以另派一统理海防水师大臣，专一事权，遥为节制。时其黜陟，察其材能；事不兼摄乎地方，权不牵制于督抚。优其爵赏，重其责成，取西法之所长，补营规之所短；除弊宜急，立志宜坚；用贤期专，收功期缓。行之以渐，持之以恒。

　　至轮船管驾将官，必须洞悉测风、防飓、量星、探石、辨认各国兵舶、识别各口沙礁者，方膺是任；兵弁亦须选年富力强及沿海熟识水性之人，配入轮船，随时操演，拾级而升。枪炮务求其准的，不事虚机；驾驶务极其精明，不求速效。更采西国水师操练之法，轮船战守之方，炮位施放之宜，号令严齐之诀；截敌人之奔岸，练水面之阵图。察益加察，精益求精，庶几将尽知兵，士皆用命。振亚夫之旃鼓，岂徒破敌于寰中?麾允文之艨艟，不且争雄于域外哉?

　　郑氏虽强调海军之重要，惟亦深悉陆军为作战之根本，而海陆作战同赖乎火器之优良。郑氏对西洋新式军械颇为认识。《论火器》篇列举西洋新炮式，尤赞德国克鹿卜所制之十二磅弹小钢炮，“炮体轻则易于运动，炮质坚则经久如新，子路准则易于伤人，炮身长而膛有来复螺纹逼子运行，则命中而及远”。至于炮弹，则“所用开花弹皆炼双层铁体，外里四铜箍，已远胜于里铅之弹。况他弹仅炸四十余片，双层之弹可炸百数十片，计药不过一磅，其力竞及于数十里之遥”。洋枪则“从前皆用前膛。自美国林明敦后膛来复枪出，各国皆改制仿效，未几德之马体尼枪，英之马体尼亨利枪，接踵而出，同制异名。今德国又新出后膛茅塞枪，装放愈便，每分钟可放二十子至二十二子，远及一千九百迈路，允为洋枪之冠”。至于枪弹，则须用“子药”，且须“外加铜托，方无迟误之虞，断不宜用纸托以图省费”。

　　郑氏指出清政府过去购买外洋军火常为奸商所愚，所购不精，且有弹药与枪炮未能配搭之事：“窃谓嗣后各省筹防，须派精明谙练之员，采择枪炮，方不至为奸商中饱，为窳器混充。盖一炮有一炮之性质，一枪有一枪之规模。弹同分大小尖圆，药亦判铢两轻重，尤宜使归一律，庶免配搭错误，临事仓皇。”

　　郑氏认为中国为求长久自立起见，必须自图制造新式武器，但认为当时中国各机器局船政局所造之枪炮与轮船，多属旧式，未必合用。“每制一器，造一船，我方诩为新奇，彼已嗤为陈腐。邯郸学步，何能精妙入神?惟有竭虑殚思，标新领异，进而弥上，青出于蓝，或不致倚人为强而筹边有备耳。然而不特此也。国家整军经武，其所用枪炮必须预定其数，先行制造，操纵自如。若一一仰给于人，购诸外国，倘一朝有事，局外之国或谨守公法不肯出售，或敌国行贿反问，绝其来源；只奋空拳，何能御敌?惟有悬不次之赏，求绝诣之人，炉锤在手，规矩从心。庶几砻服百蛮，永清四海矣。”

　　惟郑氏虽重视武器，而尤重视人之因素，换言之，即将官与士兵之品质。郑氏认为军队之作战能力，首赖为将者之领导力与机智。

　　古人有言：“兵在精而不在多，将在谋而不在勇。是以甘宁百骑，能劫曹营，背嵬五百，可摧金虏，皆由养勇于平日，故能敌忾于临时。又曰：“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处之危地而后安。故项籍之破釜沉舟，而强秦锐挫。淮阴之背水列阵，而赵国锋摧。盖必士卒有忘生敢死之心，斯为将者乃克操出奇制胜之策耳。

　　又读苏洵所著《心术》，有曰：“夫惟义可以怒士，士以义怒，可与百战。凡战之道，未战养其财，将战养其力，既战养其气，既胜养其心。夫将欲智而严，士欲愚。智则不可测，严则不可犯，故士皆委己而听命，安得不愚?惟其愚而后可与之皆死。昔孙子之教吴宫，穰苴之斩庄贾，田单之却燕军，勾践之破夫差，其术不外乎此。

　　今之战事虽与古异，战之心法仍与古同。所谓聚不义之人，激不平之气，授之凶器，使之杀敌也。然欲令不义者转而效忠，非术以制之，蔑以济矣。故为将者，规天时，察地理，揆形势，精心贞以定力，然后可以将兵。兵法曰审机宜，运以“杀士卒之半者，威加海内，杀十之三者，力加诸侯，杀十之一者，令行境上。”夫岂真嗜杀为哉?不过能制其死命之意也。故欲制敌人之死命，先制我军之死命。能与我俱死，而后可与之俱生。

　　迩来用兵，全恃火器。彼此哄击，往往稍挫前锋，难资后劲。善将兵者，虽战阵之顷，瞬息千变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如陆营选北人充之，则骑射是其所长。水军择南人充之，则行船是其所习。然后汰其怯弱，选其精强，再参以兵法阵图，奇正纵横，穷研娴习。一经临敌，先列炮车，环于三面。前队冲锋，奋施火器，继以步队，伏于两翼，使之前后策应，回合自如；虽弹如雨骤，炮若雷轰，惟有进前，万无退后。能制我军之死命，故克制敌人之死命也。

　　近代战争中将才既益加重要，然则如何始能训练将才，选拔将才?凡为将者必须“洞悉山川形势，由何处进剿，何处安营，何处设伏，何处可断其粮道，何处可绝其援师，地势敌情，了如指掌，绘图录示，使营中上下无不周知，洞若观火，朗若列眉；其心先已有恃而不恐，以故战无不胜，剿无不克。将兵之本以此为先，而练器、练阵、练兵，犹为末著。查当El普兵破法，自统帅偏裨以迄队长，人人夹袋中皆有法国地理图一册，以为指南。举凡山川城市，险要之所在，兵粮之所聚，戍守之所严，若者难攻，若者易取，披图具载，先已了然于胸中，上下一心，卒成大捷，此明验也。”然欲求为将者之能富有学识，兼有韬略，平时须加训练选汰而最好办法，莫如采取英国制度。郑氏云，考英国弁兵之号令视十将军，十将军之号令视大将军，以次递传，严明齐一。将军又以时按行各部，而策其勤惰焉。英之将士，平时多令学古兵法，设立韬略馆四处，其极大者在英伦都城之和立次等处地方。又有武书院，随管之医生、工匠、弁兵，皆在其中。凡武职官员皆从韬略馆出，其兵弁扶艺工夫皆从武书院出。而军装一律鲜明，军器并皆坚利，在中国未尝计及，似不欲以此律诸兵勇也。

　　按上述郑氏论将才与战事，认为“将欲智而严，士欲愚”，颇有受中国传统兵家影响之处。惟郑氏进而论军制及兵士来源等问题，则受西洋尚武精神及征兵制度之影响。英法联军之役后，英法正规军队驻上海者有千余人，“军装一律鲜明，军器并皆坚利”，其观瞻气象，颇予青年之郑氏以深刻之刺激。郑氏对国人之轻视军士，则殊惭愧。《论练兵》篇云：

　　尝见身充行伍者，号衣垢敝，枪械朽锈。平时循例摆队，尚不足以壮观瞻，一旦临阵冲锋，更不足以昭神武。军容不整，识者忧之。今夫定天下以武功，而治天下以文德。处治平之世而黩武，适为祸乱之阶；当战守之世而尚文，亦属危亡之渐。夫儒以治天下，农以养天下，工商以给天下，而无兵以卫天下，不能一朝居也。矧外患内忧之际，积薪厝火之时乎?

　　郑氏既认为“当战守之世而尚文，亦属危亡之渐”，并认为“无兵以卫天下，不能一朝居也”，然则当时之兵制应如何始能改善?郑氏首认为清政府之经制军，必须整顿。郑氏并不主张废除八旗，但认为须逐渐改组，俾“收勇丁之实效”。《论民团》篇云：

　　我朝八旗兵制，深合三代遗风。兵额五十余万，诚使将领得人，固足以战无不克，攻无不取，以威民而惧戎。迨承平日久，营规废弛，兵气不扬，故发逆之乱，几二十年，陷窜十余省而借以次第荡平者，全赖勇丁之力，文士之谋。至额兵，则几如虚设。故言者有裁兵并饷之议，有以勇改兵之谋，意非不良，似尚未折衷于一是。

　　诚能不拘资格，妥定新章，如官兵有出缺者，即选哨官勇丁充补；凡缉捕弹压等事，厘定规制，以专责成，仍不失之旧规，得收勇丁之实效。更新去故，反弱为强，特转移间事耳。

　　同时则除出缺由勇丁充补外，原有额兵，须“严加挑选”，凡不合格者，应“悉行淘汰，就地另募壮丁补充”。而营兵之饷，则应较前加倍，以益士气。《论练兵》篇云：

　　有治法尤贵有治人。务宜慎选将材，任以军事。将额设水陆营兵严加挑选，分为三等。

　　其惯于驾驶，能辨风云沙线者为一等；精于韬略，能识山川形势者为一等；膂力过人，工于枪炮击刺者为一等。不能入此三等者悉行裁汰，就地另募壮丁补充。无论盐贩渔户，以及好勇斗狠之徒，弃之悉为莠民，训之可成劲旅。复汰额兵之疲弱者，以两兵之饷，并给一兵。虽(仅)实得一兵之用，较之萎靡不振，坐糜军饷者，其得失为何如耶?查旧制，马兵月饷二两，步兵一两五钱，守兵一两非特无以赡家，抑且不足自顾。其入籍者悉老弱无聊之辈，无赳桓壮健之夫。承平日久，战阵不经，或旧额虚悬，或余兵顶冒；营伍之废弛，由积渐使之然也。能勿亟加教养，使行伍重整，壁垒一新乎?

　　我朝兵额满洲披甲前锋护军骁骑校巡捕步军等营十二万，健锐火器等营三万。神机营则选锋之军兵，数较两汉唐宋元明不为甚少。八旃之制，寓兵于民，其法本善，乃太平久而锐气销，有兵之名，无兵之实。今欲其强而有用，宜设总理京营满汉戎政，以王贝子领之。设参赞戎政一员，以忠勋威望汉大臣当之，军事专以委任。其统领统带互用满汉能员。则须足七万人之额，时加训练。满营则复国初八万之旧，必经遴选，然后入营。此外则简精锐以充军实，汰老弱以充屯田，营制一视湘淮，步伐各遵西法，赏罚必信，教养兼施。

　　按上述郑氏提议之选练“莠民”人正规军，及京畿防卫重用汉大臣，皆相当大胆之主张。惟中国即采取上述步骤，是否即能强兵御侮?郑氏除建议整顿及加强京畿防务外，更进一步主张基本制度上之重要改革。其一为改革武科考试：

　　武科选举，不谙营制，而所习之技勇刀石，又不适于用，远不如勇丁之合宜。今可于武试中别立新章，曰：能熟知韬略，畅晓戎机也；能明地理之险阻战守也；能制舟舰枪炮机器也；能造碉堡营垒桥梁也；能演放枪炮命中及远也。如此庶朝廷得收取士之功，武科不致无人才之叹。

　　郑氏不但主张改革武科，以训练军官，培养将才，而基于其对于西洋征兵制度之知识，大胆提出训练民兵之主张，以改进兵士之素质。郑氏对太平天国战争中江南若干处民团御寇之事迹，颇为称道。“如湖州之赵忠节，绍兴之包义士俱自捐军饷，训习民团，或力守孤城，或捍卫一乡，贼虽四面环攻，数年不溃，卒之粮尽援绝，守义捐躯，以上报乎国家。而溧阳金坛之问所练团勇，在江以南颇有悍名，诚使处处团防，村村联络，则发逆何至披猖若是?”然郑氏关于民兵之主张，实乃受西洋制度之影响，主张实行征兵制。《论民团》篇述德法美之制度如次：

　　考德国军制，民除残疾即充伍籍。先学攻守之法，数年然后入群，遇有出师，责无旁贷。年二十始籍于军，三年充战兵，四年充留后守兵，又五年退入团练营，每岁两次演操，万一战兵不敷，仍备调遣。年至五十，止守本国，不列战兵，其传教及文学富贵人，不入兵籍，如事值危急，出而教练，或充守兵一年，余则团练以保地方。法国章程，凡部民应效力者，悉籍为兵，不准出资雇代，自二十岁至四十岁均充行兵或守兵。各兵分隶各群后，当行兵五年，当战兵四年当留兵五年，当戌兵六年。战兵者，二十岁以上至二十四岁壮丁也留兵者，已曾经历行阵退老休息也。行兵戌兵均随时派驻各隘者也。除疲癃残疾，不入兵籍外，更有免充兵丁数条。如无父母之长子，例应留养幼弱者免之。寡妇之子，或其父出外而子须留各其母者，免之。父年七十以上，子当留养，或长子长孙长曾孙均免之。兄弟两人，长者免充；或其兄业已当兵，其弟亦免之。兄弟或有当兵受伤阵亡者，俱免。如已入水龙会及出外贸易者，亦免之。美国之民，皆习武艺，有警则人尽可将，人尽为兵。盖泰西各大国，不独寓兵于农且寓兵于士工商贾，缓急征调，顷刻可集数十万。兵费不糜而兵自足。昔普国君臣，卧薪尝胆，国人亦莫不知兵，卒以胜法。英俄各国，近复效之，精益求精，争雄海外。

　　按传统之团练乃由地方绅士招募，由官提倡，而非国民兵役。且团练之壮丁皆农民，而鲜出乎“士工商贾”。郑氏爰建议由官出面，设局训练“什长”，由其训练各地居民，“使人尽知兵，同心用命”。此种制度下所产生之民兵，可由地方官选拔为将士，而民兵中之“未尝学问者”则应经常听讲乡约，以激励其“忠义之心”。盖郑氏之目的“乃士皆劲旅，人尽知方”，所建议之制度与传统之团练颇不同也：

　　今朝廷诚能谕饬各直省督抚将军都统慎择知任事之员，认真教习；沿海州县边疆等处，次第举行；先选什长百人，设局训练，教以刀矛枪炮四种；一俟学成各教其所辖之十人。十人学成则各自教其家之人，使人尽知兵，同心用命；悉归地方官管辖，时同委员校阅，察其贤否，予以黜陟。如有才识过人，防御得力者，因材器使，或保官职，或给顶戴，以资鼓励。而民兵之未尝学问者，宜设塾师，五日赴局听讲乡约一次，并谈兵法阵图及古来名将事迹，御敌立身等事；使忠义之心，油然而生，成思感奋。倘有寇警，随时随地有司可以檄调。诚如是则士皆劲旅，人尽知方，转弱为强，在此一举耳。曷不试而行之也哉?

　　按郑氏虽鉴于中国御侮问题之严重，方言必须整顿海防，改革军制，然渠认为国家职责并不限于维持国防而已。郑氏心目中，富国强兵乃互相为用之政策，而富强之最终目的乃在于“保民”。郑氏日：“原夫经世之道，保民莫先于富国，保富莫要于强兵。”又日：“非富无以保邦，非强并无以保富；相需为用，乃能相济有成焉。”

　　惟郑氏受西方影响，其所谓“保民”与传统之概念，略有不同。郑氏本人业商，对于商人极寄同情；其行文时，“保商”、“保民”二词，每互相换用，而同时郑氏对农工之福利，亦甚关心，其同情同不限于商人也。此外则郑氏虽着重保民，而同时并倡言赖民力以图富强。其论军制之主张训练民兵，及其论工业化之主张积极鼓励私人企业，似皆超出传统经世学者之范围。

　　按郑氏不但深悉欧洲各国武力之强，对于各国之护商政策，尤为敬佩。《论商务》篇盛赞英国对商人之重视与鼓励，认为英国富强之“冠于欧洲”，端赖乎此：

　　原夫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经，以制造为本务，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……查英国进口之货税，较出口倍重，而本国之船钞比他国稍廉，便商家而畅销路。惟岁核各商所盈之利，约八十分取一，略如中国户税。所赐商贾宝星，及其他表记，泐之用器，以为光荣。其岁入有常，三百磅以下不税。如有关于商务者，必使议政院官商议覆，务期妥协，而后施行。并设商务大臣专理其事，是以利权独擅，日臻富强。所有商埠要区，俱设公使领事，屯泊水师兵舶，以资护卫，而壮声威。遇有事端，恃为挟制，或请开口岸，或勒免厘捐，诛求无厌，必遂其大欲而后已。初英国在印度等处租地开埠，志在通商，其后观衅并吞，倚为外府，而富强遂冠于欧洲。

　　英国之护商政策如此，而中国则何如?中国与西洋各国订立条约时，进出口货税规定皆极低。“维时当事不知中国税额较之各国有轻至四五倍七八倍者，故立约如此也。”迨太平天国战事起后，政府为应急需，创立厘金之税，而战后仍继续征收。“最旺之时，通计海内岁收不下二千万；今虽稍减，亦有一千五百万。”郑氏承认粤捻之所以得削平，惟厘金是赖，“商贾似贩运为生，若贼匪未靖，道路不通，销货必迟，故莫不情殷报效”。而战后田亩荒废，钱漕难收，各种善后自强设施，亦须倚靠厘捐：“军务虽平，而防营尚不可撤，田赋犹未复原；一切善后事宜，尚须布置，即制造轮船枪炮，悉赖厘金弥补，去之则半筹莫展，百事俱弛。”但居承平之日，厘金无论对洋商华商，皆究属不利，而对华商则摧残尤甚。“厘卡委员或办理不善，或因兵燹时设卡过多，洋人遂执洋货免厘之说以为要挟，显违条约，欲挠我国自主之权。”依据天津条约，洋商另交“半税”之后，即可免厘，而华商反未能享此优待。华商欲避厘，则必须向洋商买“税单”，托其庇障。海关之税虽“因此而旺”，然此同诡寄影射之不法行为也。《论税务》篇云：

　　咸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订条约，始定洋货土货愿一次纳税，可免各口征收者，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，给半税单为凭，无论运往何地，他子口不得再征；其无半税单者，逢关过卡，仍照例纳税抽厘。斯乃体恤洋商，恩施格外，较之华商，其获利厚矣。故华人之黠者，每每串通洋人，互相蒙蔽。有代华商领半税单而取费者，有代洋商用洋船装运洋药各货者，有代用护照包送无运照之土货者。诗张为幻，流弊滋多，洋税厘金，交受其困。

　　郑氏认为为顾全守法华商之利益起见，厘金应以裁撤为是。而同时则应提高输入品之关税，以保护华商。“华商之守分者，不能获利，多依附洋人而变为奸商，反不如裁撤厘金，倍增关税；其贩运别口者仍纳半税；则洋人无所借口，而华商不至向隅。”至于提高关税，则应特别注重进口税。郑氏“曾考泰西各国税额，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取四十为制，最多则有值百取百者，又有全不取税者，盖于轻重之中，各寓自便之计……今宜重订新章，仿照各国税则，加征进口之货，并重税烟酒虚费等物，以日召平允。又如珠玉锦缔珍玩，非民生日用饮食所必需，虽倍税加厘，无损于贫民，无伤于富室。且统计我国之所无者，则轻税以广来源，有者则重税以遏去路。权其轻重，卫我商民。倘虑率尔更易，龃龉必多，惟于期满换约之时，重定税则，据理力争，务使之就我范围而后已耳。”

　　郑氏虽极关心国内贸易之发展，唯对涉外之商务，特别注意，甚憾国人鲜有经营国际贸易之志，尤憾政府之未能尽提倡保护之责。郑氏认为华洋通商，既已成局，“既不能禁止通商，维有自理商务，核其出入，与之抗衡，以期互相抵兑而已”。《论商务》篇云：

　　中国出洋之货，以丝茶为最大宗。今印度等处皆植桑茶，所出与中国相仿，洋人悉往购办。故年来中土之货未能畅销，后或并此而失之，中国之利源不几竭乎?宜令地方官广劝农民于山谷间地遍种桑茶，勤加经理。其缫丝制茶之法，尤须刻意推求；如有胜于寻常者，优加奖赏。务使野无旷土，农不失时，则出数愈多，其价可减。酌为销售，用广招徕，将不特国课可增，而民财亦可阜矣。

　　郑氏认为中国商人应设法参加国际贸易，与西人竞争，而政府尤应予以扶掖，以期挽回利权。此即郑氏以后著《盛世危言》时所揭橥之“商战”之论，而《易言》中已有雏形。《论商务》篇云：“中国商民，株守故乡，乏于远志，求如洋人之设公司，集巨款，涉洋贸易者，迄今尚鲜其人。去款日多，来源El绌，窃虑他日民穷财竭，补救殊难。”至于海外之华侨，则多就地营生，对于中国与各国问之贸易，鲜能顾及；惟望日后由政府提倡，或能兼及此道耳：

　　今闽粤人之贾于星加坡、旧金山各处者不下八十万人，其中或住经二百余年，或隶入英美等籍。然皆奉大清之正朔，服本朝之冠裳足征声教覃敷，庞乎莫外矣。倘中朝亦简派领事人员，显示抚循，隐资控制，则华人有恃无恐，筹划愈工。举凡外洋之货，我华人则营运之；中土之货，我华人自经理之。扩其远图，擅其利薮，则洋人进口日见其衰，而华人出洋日征其盛，将富国裕民之效，可操券而得焉所虑者，志无洋人之坚贞，财逊洋人之丰厚，偶有盈绌，便思改图。惟赖在上者，扼其利权，神其鼓舞。凡中西可共之利，思何以筹之；中国自有之利，思何以扩之；西人独揽之利，思何以分之。扼此三端，则利权可复矣。

　　郑氏除对国际贸易特别向往外，因其个人职务关系，对于外国在华之轮船企业，亦特别注意。郑氏认为华商资本有限，难与外国航运公司竞争，须由政府设法挽回航权，华商始能发展轮船企业。长江巨利，外船航行尤应禁止之：

　　西人多财善贾，利之所在，必争趋之。若华人亦设公司，造商船，力与争雄，媚商减价，拼折资本，势必彼此亏绌，无裨大局。欲救其弊，须开其源。按公法例载，凡长江内河，如欧罗巴之来因河多拿江，尽人皆得开设船行，以其分属于各国也。美国之米西昔比江帆轮之利，土著擅之，以专属于一国也。他如巴西之阿麻沈江，虽发源于秘鲁，入巴西，支分派别，兼注依瓜朵耳国，委内瑞拉国，以贯注巴西数千里之遥。昔有客请立船行，而执政拒之，嗣因商旅萧条，爰除前禁，以广招徕，操纵之权仍自掌之，不以假人也。若夫中国之长江，西导岷峨，东注沧海，源远流长，如美国之米西昔比江，绝非巴西可比。今长江二千数百里有奇，洋船往来，实获厚利；喧宾夺主，殊抱杞忧。宜俟中西约满之时，更换旧约，另议新章，凡西人之长江轮船，一概给价收回。所有载货水脚因争载而递减者，酌复其旧，则西人罔敢异词。更于长江上下游，间日开行轮船，以报市价。如是则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独擅利权。当道其有意乎?为国为民，胥于是乎在矣。

　　按郑氏此文似乃作于1873年轮船招商局创立之前。嗣后郑氏于光绪初年作《船政篇》时，乃提及“往年中国特设轮船招商局，夺洋人之所恃，收中国之利权，洵为良策”。唯郑氏深知招商局与西商轮船公司竞争之冈难，其废除外人在华航权之主张，不但不因招商局之创立而改变，而似益趋坚定。

　　郑氏认为中国不但应发展商业以富国裕民，且应利用西洋技术以求生产及运输交通之改进。《论商务》篇不但力言宜鼓励华商国际贸易及收回航权，并建议发展华商纺织工业，俾与舶来品竞争：

　　中国东南各省多种棉花，西北广牧牲畜。若用机器，以制造洋布羽毛呢绒等物，则一夫可抵百夫之力，又省往返运费，其价较外洋倍贱，而获利倍丰。或疑用机器以代人工，恐攘小民之利，不知洋布呢羽，本出外洋，无碍民业。仿以行之，本以分彼之利权耳。

　　郑氏虽注意纺织工业，唯认为当时中国之急务乃发展矿业，盖以矿产为天地自然之大利，而煤铁尤为工业之本也。《论开矿》篇云：

　　夫五金之产，原以供世上之需。若弃之如遗，则在天为虚生此材，在人为弃货于地矣。居今日而策国家之富强，资民生之利赖，因地之利，取无尽而用不竭者，其惟开矿一事乎?查英国版图不及中国数省之地，顾能富甲天下，雄视六合者，盖格致之士能知五金之矿随处皆有；因地制宜，按法开采，不惜经费，不畏艰难，事则必底于成，物则各适乎用。制机器代人力以省工，建铁路资转运以省费，故能普美利于无穷也。

　　郑氏认为中国之矿藏富源，数千年来，大多为人忽视。“云南出铜，山西出铁，湖南江西出煤，齐鲁荆襄出铅，台湾出硝，此数处者，人皆知之。其实五金煤铁等矿各省各处皆有。特以地产之深浅，体质之纯杂，层次之厚薄，矿穴之狭宽，人不得而知之。今已知而开采者，大抵不过万分之一。即矿苗已露之处，又不知如何成色，且多封禁未开，其岩穴深藏，未经透露者，尚不知凡几。”郑氏爰建议“专请西国头等矿师，设法侦探；确有把握，或议以民采官收，或由部议刊给矿照，准民问具领开采，仿商民纳帖开行之例，取地中之所有，供人世之所无，计无有更便于此者”。

　　按郑氏认为中国提倡矿务，应由朝廷采取主动，“通饬各省地方官查验确实，设法招商”。同时郑氏并希望政府予商人以协助，甚至“派拨防营勇兵，一体开采，既可弥补巨款，启无尽之财源，又可弭息奸谋，消未来之隐患”。唯郑氏建议之着重点，乃在动员商力，由商人经营各矿。所云“或议以民采官收，或由部议刊给矿照，准民问具领开采，仿商民纳帖开行之例”，其意在此。各厂负责之“总办”，似应由商出身，须由其“躬亲确探，因地制宜，或专用西法，或专用中法，或参用中西，视其水口之远近，审其挖矿之井道，核其成本，筹其销场”。至于矿厂内部之管理，郑氏则认为应立一“永远遵行之法”：

　　该厂或按年季核计出矿售销实数，除提出成本利息及纳税开销之外，所赢余利，以十分之二归于厂主；十分之五匀分各执事，以抵薪金；十分之三给各矿夫，以充犒赏。每年将进支数目，张贴工厂，使外内共知共见，疑义毫无。庶几在厂诸人，均有后望，上下一气，无荒无怠。工勤弊绝，利薮斯开。

　　郑氏认为中国提倡矿务，应特别注重煤铁矿，与传统之政策不同。盖“中国民生之用，首在铜铅，盖因各省钞局鼓铸停炉，而奸民又往往私镕制钱，改铸器皿，以致钱源愈缺，El用不敷；其次则在金银；其次在煤铁。夫煤铁之矿，虽获利较他矿稍差，而不得不开者，实以非煤火不能化汽而动机，非精铁不能制器而利用。故泰西自煤铁矿开，而后以之制造枪炮则El益新奇，以之制造舟车则El益利便，以之制造耕织等器则El益精工。各邦遂渐臻富强。西人谓一国盛衰，可以所产各矿定之，诚不谬也”。

　　按郑氏之工业化方案，除发展矿业外，最注重建筑铁道及制造轮船。“夫水则资舟，陆则资车，此民生自然之利也。西人本此意而精求之，水则制火轮船，陆则制火车路，以便来往，以利转输，诚亘古未有之奇制也。”郑氏深知铁路之军事价值，认为中国若无铁路，则东北对俄，西南对英，皆无备战之可言：

　　尝闻德法构兵时，德所以胜法者，非德兵果精于法兵，亦借电信与火车之行军迅速耳。当两国未战之先，德提督向法使言曰：“如果欲战，我国可于十四日中在边境集军十万，粮械俱备。后果克践其言，大获全胜。从前英俄交战，俄军辄败；彼时若铁路先成，则胜败尚难逆料。可知两国交战，总视何国能克期集兵速而且多者，即操胜算。若敌人压境而无铁路，非但兵不易集，粮不易征，未免部署仓皇，军情危急矣。

　　今俄国精于制造。如自彼国至中华地界筑成铁路，一旦用兵，不过半月可达。中国既无此路，则征兵调饷，动需岁月，未及齐集而敌已过境矣。英国若于印度筑铁路至云南边界，则行兵不过五日可到。兴言及此，曷胜悚惧?

　　然郑氏虽深明铁路之军事价值，而对其经济上之价值，则尤注重。盖铁路之益，遍及于商户与农民，诚富国裕民之要着也：

　　中国版图广大，苟非仿造火车铁路，则相距万里之遥，安能信息遽通，不违咫尺?大则转饷调军，有裨于国计；小则商贾贸易，有便于民生。而且邮传信息，不虑稽迟；警报征调，无虞舛误。况中土沃壤倍于欧洲，只为山险路遥，转运不便；而农民亦不知制器，因地之利以谋赢余，仅树艺五谷，供日用所需而已。使载物之器良便，而运物之价又廉，一切种植，立可以此之有余济彼之不足，而获利恒得倍蓰。数年之后，民间蓄积自饶，当不仅如古人所云，余三余一已也。即或旱干水溢，偶有偏灾，亦能接济运粮，借苏民困。昔美国西北之余山郡，地多濒海，旷邈无垠，当道于数年前开设火车铁路，近通东郡，遥接金山。由是百货流通，商贾辐辏，户口增至十有八万，有册可稽。此富庶之明效大验也。

　　郑氏认为中国兴建铁路，“当以京都为总汇，分支路以达各省。务使首尾相应，远近相通，或有碍于庐墓者，当迂回以避之，庶免滋生事端，阻挠大计。而于各州县偏旁之地，亦筑车路，多备马车以资转运往来，如轮船之有驳船，费虽多而利甚普。苟能举办，则水路有轮船，内地有铁路，有事则便于策应，无事则便于商民，利何如也。”至于建造铁路之费用难筹，郑氏则认为不妨“先择要道，小试其端，俾民习于见闻，知其利益，然后招商承办，逐次推广。今漕粮改行海运，较前已捷；而当事者虞海道不靖，欲复河运旧制。与其费巨款以复河运，何如移此款以开铁路之为愈也”。唯郑氏虽希望由政府供给一部分资本，而同时则认为以由“民问认造”为最宜。商民投资，其“官利”不妨由政府予以保证也：

　　官之与民，声气不通，每畏官之无信。如民间有认造火车路者，特免其捐输，并保其五厘出息；如官利不足，每年由该省地丁项下扣足，以昭大信，而广招徕。忆中国初议造轮船时，聚讼纷如，几于中止，幸当轴者毅然举办。故今商船炮舶，月盛日新。凡漕粮之转运，兵糈之征解，商旅之往来，货物之流通，无不轮船是赖。且海盗因以敛戢，洋面借以晏安。矧铁路之利倍于轮船者乎?倘亦力持其议，任谤任劳，事不难集。然需费甚巨，须仿西法自造，乃为善计，若购之西国则失利于先。惟自造而自用之，然后行止之权，自我而操，工费之需，不流于外。省之又省，精益求精，庶中国富强之转机，在此一举矣。

　　郑氏虽认为铁路之利最为广溥，而对于江海轮船亦甚注意，认为船政之利，“上则同我疆罔，屹雄镇于海防，次则富我商民，通外洋之贸易”。郑氏主张设法与各国交涉，收回长江航权已见上述。渠进一步乃提议加强中国之轮船制造设备，俾能自制合用之商船与兵船。“查西洋船制，有商船，有兵船；以兵船之力卫商船，即以商船之税养兵船，所以船虽多而饷无缺。”郑氏认为当时政府虽已设福建船政局(马尾船厂)及江南制造局之船厂，而所制轮船不但缺点甚多，而且近于不兵不商之列——“欲合商船兵船而参用之，故运载既不逮商船之多，战守又较逊兵船之利，两求其便，转觉两失其宜。”郑氏认为闽沪两局似不妨专造兵船，俾能有成：

　　窃谓嗣后各厂宜择请著名西匠，仿造新式枪炮，上等战船，方为有济。以华匠虽粗窥其奥变，不过仿其规模，成本固多，成功又缓。迨中国造就而西人已另有新硎，一律更换。若欲神明变化，必须上等华匠及习算之学生，亲赴外洋各厂，参互考证，乃能自出胸裁，戛戛独造。现在出洋肄业幼童，其中不乏聪颖之人。拟饬管带各员，分别察看。有能通制造之法者，优给廪饩，奏保官职，令其竭虑殚心，精求绝技；他日艺成返国，因心作则，用广其传，庶不致倚人为强，虚糜巨款。将来办有成效，拾级超迁，涛升总办，则工匠之贤否，经费之多寡，烛照数计，洞悉隐微。然后造艺用人，无欺无滥；穷神达化，乃能颉颃西人。

　　至于商船，郑氏则认为应由华商设厂营造，较由官厂制造为有把握。闽沪官局过去曾试造商船，唯“不能造新式之船，价比外洋更贵。所以租造者至今尚属寥寥，盖洋厂机器Ll新，价廉功倍，以故群商就价趋赴外洋。”中国若欲与洋厂竞争，须鼓励华商自办船厂，盖商人为求利润，必视造船业为“身心性命之图，制造必精，程功必速，成本必廉，虚费必省也”。与其官办，实不如借资商力而由官提倡也。《论船政》篇云：

　　往往有华商集资附入西人公司股份，不愿居华商之名者，一则因华商创始不得其人，官亦不为提倡，再则归官创办，不能昭大信而服商人。赢则借事勒捐，亏则多生枝节。诚能祛其畏官之隐衷，予以谋生之大道；准由公正精明之商总，精择洋匠，开设船厂，实力监工彼将视为身心性命之图，制造必精程工必速，成本必廉，虚费必省。官局商局，并行不悖，将见源源租造，迭出不穷。商船既盛于懋迁，兵船可资其接济。兴商务即以培船政，榷商船即以养兵船。强富之基，不外是耳。

　　至于商办船厂未兴之前，为维持已建官厂起见，应停止修建旧式水师船只，并酌减各省兵额，以樽节之款，供制造新式兵船之用若夫目前权宜之方，补救之策，如直奉东楚粤等省，各调轮船一二号，供给岁费，借其资助，出洋巡缉，亦可稍纾厂力。不知节于此仍费于彼，行之暂难矢诸常。惟有察饬沿海各省水师旧式之舢板、红单、艇船、拖船等，一律撤裁，不准再造。又酌减各省兵额，以饷力并养轮船，或能经久不匮。

　　郑氏除力言火车与轮船之重要外，对于新式通信设备——电报及邮政——亦极注意。电报之神奇，郑氏至为向往：“夫世之至神至速，倏去倏来者莫如电。借电以传信，则其捷也可知。昔有美国之士，好学深思，精于格致，得引电之法以利世用。此电线之所由唠焉。今泰西各邦，皆设电报，无论隔山阻海，顷刻通音，诚启古今未有之奇，泄造化莫名之秘。”郑氏力言电报在军事上及商业上之价值，并谓政府经营电局，对财政亦有裨助：

　　两国构衅，赖电报以传递军机，则有者多胜而无者多败。商贾贸易，借电报以通达市价，则无者常绌而有者常赢。强富之功，基于此矣。即以英国而论，其电报设于王家，商民欲通电报者，收回工费每年所入，除电线局开销余资，借充国用。至本国有军机密事，分文不费，其利岂不溥哉?

　　然此犹言承平时耳。若两国交战，出奇制胜，则电报更为要图。昔年普法构兵，普人于行军之处俱设电线，而法人所设之电线，悉为普人所毁，是以法败而普胜也。夫中国建都北方，至极南之地相距万里，其他多距数千里。燃烽置戌，仅能告警而弗克通言；设卒传号辗转间关而多舛误。即令沿海要害，有炮台而无战。